公元960年元月初一，赵匡胤借北汉和契丹联军进犯边疆之机，黄袍加身，成功建立了北宋王朝。赵匡胤不仅是一位仁爱宽厚的帝王，他还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，提倡文人治国，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文治盛世。他坚定推行“文以靖国”的治国理念，实施了“右文抑武”的国策，崇尚儒学、尊孔读经、完善科举制度，设立了殿试，并通过厚重的俸禄制度来激励清廉官员等一系列政策。这些举措让宋代的文化繁荣达到了顶峰，形成了宋词的辉煌时代。后人对“宋朝是文人乐园”的评价，无不满怀敬仰与向往。
在赵匡胤即位后的第八年，他某天翻阅宰相赵普递交上来的新科进士名单时，发现陶邴这个名字后，他不禁皱起了眉头。随即，他问道：“这个陶邴是翰林学士陶谷的儿子吧？”赵普答道：“正是。”赵匡胤又询问道：“主考官是谁？”赵普答道：“是陶谷。”
听到此，赵匡胤的脸色顿时变得沉重，愤然道：“陶谷的儿子参加考试，作为父亲的为何不回避？难道他不知避嫌吗？”
赵普忙解释道：“陶谷确实有提出回避的意愿，但实在是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代替他。因此，由于他们父子都守规矩，最后也未做更换。”
赵匡胤显然并不买账，他勃然大怒，认为这件事涉及国家根本，动摇了公正和正义。于是，他严厉斥责赵普，并立刻发布圣旨：对于官宦子弟，必须增加一道复试程序，若不通过复试，则不得录取。
展开剩余77%自此以后，宋代的科举制度在选拔官员时对官宦子弟严格限制，每次殿试录取名单一公布，官宦子弟总是被有意安排在后面，这种潜移默化的文化使得官宦子弟和普通百姓之间的差距有所缓解，形成了“礼让”风气。
当时宰相范质的侄子范杲，虽然才华横溢、学识渊博，完全具备状元的实力，但他为了避免麻烦，主动放弃了殿试，选择避开了自己的叔叔。这一行为成为当时的佳话。后来，范杲被任命为太庙斋郎，并历任国子监四门博士，还曾参与修撰《宋太祖实录》。
“惟有糊名公道在，孤寒宜向此中求。”这两句诗表达了考试糊名的方式确保了公正，寒门出贵子必须更加努力以求取功名。宋代流传着这样的名句，足见百姓对科举公平的认可与推崇。
我们再来看看一些典型的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的例子。
张雍，早年曾过着逃荒乞讨的艰难日子，然而他在太祖开宝六年考中进士，步入仕途。后他办事勤勉，生活简朴，最终在真宗朝担任财政大臣、开封知府，并于晚年官至尚书右丞，最终光荣退休。
杜衍，少年时家贫如洗，四处流浪，但在真宗朝通过科举进入仕途，凭借着卓越的能力，最终在仁宗朝期做到宰相一职。
陈升之，年轻时生活拮据，但他心怀梦想，在仁宗年间考中进士，神宗时也最终走上了宰相的高位。
谢深甫，家境贫寒，父亲早逝，生活困顿。但他依然励志苦读，终于在孝宗朝中举，并在宁宗年间成为宰相。
范仲淹，年仅两岁便失去了父母，生活艰难。但他以坚强的毅力，在科举中脱颖而出，最终官至参知政事。
欧阳修，年仅四岁就失去了父亲，立志考取功名，最终他凭借不懈努力中举，最终官至参知政事。
王淑，曾是汪激的书童，与主人一起考中进士，并且在同科中，王淑的名次甚至高于曾巩。
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成为了“寒门出贵子”的典范，充分展现了宋代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和机会平等。
在两宋时期，官办学校和书院对贫困学子提供了不同程度的资助，特别是对于那些远道而来的学子，北宋还曾特意发放“公券”，使考生可以在途中的驿站免费食宿。与此同时，民间的义学、家族的义庄等渠道也为贫困学子提供了帮助。
南宋理宗宝佑四年（1256年）的《登科录》中记录了601名进士的情况，其中417名为平民家庭出身，远远超过了官僚家庭出身的184名，几乎是官宦子弟的两倍。
有数据显示，在宋代320年的科举历史中，共有超过11万名进士，而唐代五代的进士人数总和仅为宋代的十分之一。在北宋的约61000名进士中，55.12%来自布衣家庭，而一至三品的高官中，来自布衣家庭的比例也超过了53.67%，直至北宋末期，这一比例达到64.44%。
与此相对的是，唐代科举中望族和公卿子弟占据了绝大多数比例，寒门子弟的比例仅为15.9%，远不及宋代的高比例。
因此，宋朝被誉为一个更加开放和宽容的社会，寒门子弟凭借努力和才华有了更多的机会，这也是宋朝科举制的一大特色。
宋代特别注重选拔和重用读书人，勤奋好学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，读书人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回报国家，改变自身命运。对于普通百姓而言，科举成为了他们争取公平和机会的唯一途径，正如“公平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被视为至关重要的价值。宋代科举制度的相对公正，不仅为寒门子弟提供了上升的机会，也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繁荣和进步。在这一制度下，“家家崇读书，人人有机会”，“寒门出贵子，社会享繁荣”成为了宋代社会的真实写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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