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960年元月初一,赵匡胤借北汉和契丹联军进犯边疆之机,黄袍加身,成功建立了北宋王朝。赵匡胤不仅是一位仁爱宽厚的帝王,他还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,提倡文人治国,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文治盛世。他坚定推行“文以靖国”的治国理念,实施了“右文抑武”的国策,崇尚儒学、尊孔读经、完善科举制度,设立了殿试,并通过厚重的俸禄制度来激励清廉官员等一系列政策。这些举措让宋代的文化繁荣达到了顶峰,形成了宋词的辉煌时代。后人对“宋朝是文人乐园”的评价,无不满怀敬仰与向往。
在赵匡胤即位后的第八年,他某天翻阅宰相赵普递交上来的新科进士名单时,发现陶邴这个名字后,他不禁皱起了眉头。随即,他问道:“这个陶邴是翰林学士陶谷的儿子吧?”赵普答道:“正是。”赵匡胤又询问道:“主考官是谁?”赵普答道:“是陶谷。”
听到此,赵匡胤的脸色顿时变得沉重,愤然道:“陶谷的儿子参加考试,作为父亲的为何不回避?难道他不知避嫌吗?”
赵普忙解释道:“陶谷确实有提出回避的意愿,但实在是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代替他。因此,由于他们父子都守规矩,最后也未做更换。”
赵匡胤显然并不买账,他勃然大怒,认为这件事涉及国家根本,动摇了公正和正义。于是,他严厉斥责赵普,并立刻发布圣旨:对于官宦子弟,必须增加一道复试程序,若不通过复试,则不得录取。
展开剩余77%自此以后,宋代的科举制度在选拔官员时对官宦子弟严格限制,每次殿试录取名单一公布,官宦子弟总是被有意安排在后面,这种潜移默化的文化使得官宦子弟和普通百姓之间的差距有所缓解,形成了“礼让”风气。
当时宰相范质的侄子范杲,虽然才华横溢、学识渊博,完全具备状元的实力,但他为了避免麻烦,主动放弃了殿试,选择避开了自己的叔叔。这一行为成为当时的佳话。后来,范杲被任命为太庙斋郎,并历任国子监四门博士,还曾参与修撰《宋太祖实录》。
“惟有糊名公道在,孤寒宜向此中求。”这两句诗表达了考试糊名的方式确保了公正,寒门出贵子必须更加努力以求取功名。宋代流传着这样的名句,足见百姓对科举公平的认可与推崇。
我们再来看看一些典型的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的例子。
张雍,早年曾过着逃荒乞讨的艰难日子,然而他在太祖开宝六年考中进士,步入仕途。后他办事勤勉,生活简朴,最终在真宗朝担任财政大臣、开封知府,并于晚年官至尚书右丞,最终光荣退休。
杜衍,少年时家贫如洗,四处流浪,但在真宗朝通过科举进入仕途,凭借着卓越的能力,最终在仁宗朝期做到宰相一职。
陈升之,年轻时生活拮据,但他心怀梦想,在仁宗年间考中进士,神宗时也最终走上了宰相的高位。
谢深甫,家境贫寒,父亲早逝,生活困顿。但他依然励志苦读,终于在孝宗朝中举,并在宁宗年间成为宰相。
范仲淹,年仅两岁便失去了父母,生活艰难。但他以坚强的毅力,在科举中脱颖而出,最终官至参知政事。
欧阳修,年仅四岁就失去了父亲,立志考取功名,最终他凭借不懈努力中举,最终官至参知政事。
王淑,曾是汪激的书童,与主人一起考中进士,并且在同科中,王淑的名次甚至高于曾巩。
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成为了“寒门出贵子”的典范,充分展现了宋代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和机会平等。
在两宋时期,官办学校和书院对贫困学子提供了不同程度的资助,特别是对于那些远道而来的学子,北宋还曾特意发放“公券”,使考生可以在途中的驿站免费食宿。与此同时,民间的义学、家族的义庄等渠道也为贫困学子提供了帮助。
南宋理宗宝佑四年(1256年)的《登科录》中记录了601名进士的情况,其中417名为平民家庭出身,远远超过了官僚家庭出身的184名,几乎是官宦子弟的两倍。
有数据显示,在宋代320年的科举历史中,共有超过11万名进士,而唐代五代的进士人数总和仅为宋代的十分之一。在北宋的约61000名进士中,55.12%来自布衣家庭,而一至三品的高官中,来自布衣家庭的比例也超过了53.67%,直至北宋末期,这一比例达到64.44%。
与此相对的是,唐代科举中望族和公卿子弟占据了绝大多数比例,寒门子弟的比例仅为15.9%,远不及宋代的高比例。
因此,宋朝被誉为一个更加开放和宽容的社会,寒门子弟凭借努力和才华有了更多的机会,这也是宋朝科举制的一大特色。
宋代特别注重选拔和重用读书人,勤奋好学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,读书人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回报国家,改变自身命运。对于普通百姓而言,科举成为了他们争取公平和机会的唯一途径,正如“公平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被视为至关重要的价值。宋代科举制度的相对公正,不仅为寒门子弟提供了上升的机会,也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繁荣和进步。在这一制度下,“家家崇读书,人人有机会”,“寒门出贵子,社会享繁荣”成为了宋代社会的真实写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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